去or留？——时代与城市的机遇
注：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差不多写了两年，其中上半部分已经在2019年完成，但是下半部分迟迟未能收尾，主要还是因为在写上海这一节一直未定的心态。写这篇感想的主要原因起源于2019年5月一个新的工作机会。那时第一次萌生暂时留在上海的想法，考虑了留在这里往前的机遇和离开退回的困难。在经历冷遇与嘲讽和几番动摇之后，人生经验也多了一层。
这个故事要从一个来自香港的工作机会说起，继而引发了我对香港、广州、上海这三个城市的思考。
香港
一个香港的工作机会摆在面前要不要去？
毕竟是平台更好，也更国际化，显然是比华师大更好的选择。毕竟当前高校还是看重海外经历的。刷刷简历，说不定再换个工作。反正也没想好以后怎么过。经人介绍，跟那边一个学校的教授联系上了，但人家也不算怎么热情。教授看了简历说周末再聊，周末也没再聊。后来想想觉得既然不欢迎也就算了，就不想去了，但不知道怎么开口讲，就拖了一阵。直到别人问起往投简历没有，只能直言不去，还因此把人给得罪了。只能给人赔礼道歉的认了个错。
起初也是好心怕耽误别人的安排所以就不投简历了，但因为脸皮薄觉得对方不联系自己也不主动，拖着不理最后弄的不欢而散，才意识到自己太年轻。有时候讲话不是表达技巧问题，而且意识和思想问题，思想决定行为，想不清楚自然就说不清楚。后来跟不同的人请教求职的经验，才逐渐的学到了里面的道理。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大字“主动沟通，综合考虑”。
- 不能一口气回绝。这样显得根本就对人家不屑一顾，容易得罪人！
- 不能不管不顾。现在多数用人单位不缺人，一个不来就换一个，差别不大，不是人才就别等人三顾茅庐了。就算单位缺人，如果不是学院领导，对招聘工作也不会有多上心。
- 不能一口气答应。一是容易堵死自己的其他选择，后面再抉择也容易出问题。二是可能人家也就客气客气，没当真。
能做的就是积极主动，然后多找些工作岗位综合考虑。该走的流程要走，还主动询问的要问，该提前表态的要讲，该下决定的时候也得下。毕竟工作，生活都是自己的事情，需要把自己跟事情、跟社会分开。
当香港这个机会出现时，我瞬间就设想了可能发生的各种细节，可能过怎样的生活，可能遇到怎样的困难，会有怎样的风景，会如何跟过去告别。每次一个事情过来的时候似乎都是对我人生的横向改写，会觉得自己如同风里草浪里沙，完全随形势变化。有时候想自己似乎挺想追求安稳生活的，不想总这么飘，但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冒险。难道说年轻人应该闯一闯，这算是必经的痛苦？同门里那些一早追求安定的人后悔的也不少，安稳的生活里也不少是不甘心与鸡飞狗跳。按照这个说法，我还算忠于自己，所以不得不承受这种不稳定带来的焦虑和不安。
曾经读过一本书，以“香港的大雨又落下来了”结尾，香港这个雨汽迷朦的南方明珠总给人充满故事的感觉。2011年跟同学到一趟香港，在维多利亚港度过了休闲的下午，在太平山顶看了繁华的夜景，还去了远离市区的大屿山看了大佛。不得不说，我喜欢香港的山水，我也喜欢南方。湿热的雨汽里满是生机，低矮的天空与棕榈树，迷迷蒙蒙看不清的海岸线。在台风来临之际，狂风裹挟着乌云从天边压过来将地表的热气吹散，躲在落地窗的高楼里仿佛自己能成为自然与陆地交界的一体。雨夜过去的早晨，阳光下的叶子和草地上的雨露开始变得透亮。那时候还很年轻！
但如今的香港已不再是南国明珠的形象了，“废青”上街打砸抢烧，地产商却对空喊话“黄台之瓜，何堪再摘”，也不知道是谁的瓜，谁在摘？这句话原本出自武则天之子——李贤的五言古诗《黄台瓜辞》。该诗是李贤在武则天为抢夺政权毒死了自己的大儿子李弘后，又要逼二儿子，即李贤，自尽时留下的诗句。目的是为了劝告自己的母亲不要对孩子赶尽杀绝。但如今这些香港所谓愤青权力可比不了武则天。一边求生存，一边对社会的认知又有限，在资本的操控下身外马前卒。可是出路在哪里，依然没有太多的选择。随着美国的进一步收缩和全球化潮流的退却，香港这座以港口与商贸为优势的城市必然增长乏力。以往被发展掩盖的社会问题今后还会进一步激化。
想当初1970-2000年的香港是何等辉煌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。一方面它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，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；同时，地理上又拥有珠江出海口的天然良港，是物资和资本进入中国内陆的最佳入口；在人文社会方面还有港英政府留下的完善法治与民主制度，还有大量在中国动荡时期进入香港避难和中转的优秀人才。亚洲四小龙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。然而30年后，全球化的退却与大陆崛起对香港的依赖下降，资本主义对土地和制度的控制与贫富差距的与日俱增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心化与年轻人出路的愈发难寻。到如今，香港基本上将自身的红利耗去大半。人处于势中，如浪中细沙，生来就是祸福已定。香港的年轻人，在这个时代里，到底应该跟谁抗争，又该如何抗争！
广州
广州只是南国的一作城镇。相比于香港，广州则要深入腹地得多。
20年多前的广州核心是围绕着广州火车站和环市东路一点。广州火车站，京广线的终点，也是南中国的最后一站，是中国大陆走向香港、东南亚和海外的大门。这里是出海的地方，但是对许多内地来的人这里就是海（深圳有个保险公司叫前海人寿，曾在宝万之争中出了名，深圳前海这名字取得很好）。一列列火车像压缩机一样把人打包，然后送到这里。然而，送到这里以后的事就不归它管了。大量的人群集中在火车站，在90年代称之为盲流，是需要管理的。直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，才促使中国废除了针对盲流的收容制。但是，在那个年代，盲流汇集的广州火车站是治安混乱的代表。拦路打劫、飞车抢夺、小偷和瘾君子都在这里聚集。不是所有从内地来的人都能在这片淘金地里找到生存之道。
人们为什么会汇集在这里？一个简单的问题。改革开发的中国承接了全球化的制造业和资本，而国内可以提供了廉价的土地和人力成本。在这片交接大旗的地方，万事俱备，只差劳动力。所以，人们汇集到这里是世界的需要，是祖国的号召。在内地90年代中后期，国企改革后下岗了大批工人需要另谋出路，96-98的洪灾让大量农民在生活线上挣扎，97年的金融危机，98年的席卷全国的宗教势力。千禧年到来前的中国承载着巨大的压力，急需一个出口，而沿海的制造业是这个出口的最佳选择。从海外传入的新资本、新技术、新潮流给这片区域带来了机遇，从内地流入的劳动力汇集于此给这片区域注入了强大的动力，历史注定早就会在这里的繁荣。
时至今日，广州以及其周边依然是一座以制造业和商贸批发为主的城市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华南乃至全国最大的茶叶、文具、家具、花鸟鱼虫、皮具、布匹等批发市场。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——珠江出海口。尽管世界城市的兴衰变幻无常，但是城市繁荣的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——信息和物质交换成本最低的地方自然会形成繁荣的城市。古今中外的城市变迁都证明了这一点，从中国的扬州到上海的繁荣变迁，到美国波士顿到纽约的重心转移，都见证了这一演替过程。广州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拥有中国前三的信息与物质交换成本优势。另两个分别在长江出海口——上海，以及政治中心——北京。中国的首都和两条大江的出海口决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格局。在将来，交通运输的技术条件不改变，信息交流的方式不改变，这种格局就不会改变。
断断续续的算起，我的人生有超过20年年份都在广州生活，以至于我对家乡的记忆的变得破碎。那是些带着欣喜的记忆，唯有离它远去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它的变迁。时代洪流裹挟命运，生活日常却也只是饮、食、行、居。早茶是点心上的热气，晚上列车报站的提醒，江边湿润的空气，花市往来的人群，能带走的的确只是回忆，甚至连回忆也带不走。有时候也会疑惑当我怀念这座城市的时候，怀念的是那时的情景，还是怀念着某些物某些人，还是只是怀念当时的自己。在广州生活的十来年里，尽管与父母离得近了，但相处的异常的少。一个城市会变迁，有时候人也会。十年前父亲就说他老了，如今竟然也正如他所说的真的开始年迈。尽管这是我跟他们自己都不太愿意承认的事实。我们怀念过去，却不得不忍受人事的变迁，即便在当下里，都无能为力。
上海
今年过年正好赶上了疫情，于是只能一个人在上海待着。上海的冬天多数时候雨雾蒙蒙的，拉上窗帘，你能想象外面是一座像北方的城市，而屋子是暖气与昏黄的台灯。
打开电视，正好在播放一个纪录片——《一个人一座城》。纪录片的讲述人是孙甘露，上海长大的一个作家。他说上海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异乡，包括当地人。她不喜欢上海，她讨厌上海，但是却不得不适应它，甚至变得有一点像它。她说你也会这样的。一方面，她在阐述她对这个城市的理解，在倾诉对这个城市的怨念，在申明对这个城市的抗争，在辩驳对这个城市的妥协，在告诫这个城市的侵蚀。
两年之后的我理解了她所说的了。几次别人将我与这座城市一并挂起，我以之为耻。开始不得不去面对这个城市，去应对这种调侃、误解，或者可能是事实？上海是一个人情味淡漠的城市，是巨大生存压力下的压抑和敏感。但是不代表它不讲究人情，毕竟生存之余，人的存在还是基于感情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有这种风气自然是正常：拼搏的，不甘的，膜拜的，幻想的，融合的，享乐的，漠视的，偏见的，无知的，然而却都以文化来辩解。
上海是一座怎样的城市？我至今依然觉得困惑。我们在不同的年纪里到了某个陌生环境，从能生出不同的心态。起初还以为是环境给予的，实际上也许更多的是我们人生阶段心境的一种对照，将这种心境再投射到这座城市，而赋予了它太多意义。（这篇博客写了快两年，我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变换改观。任凭情绪在脑中冲突。因而，到现在也无法写出自己的切实感想。）
行走在闵行，这个区域像一座四线的小县城。渣土车，大货车，满地浮起的灰尘。抛开这些不看，上海的天气真的很好。南方来的人觉得这里干爽，北方来的人觉得这里湿润。草长莺飞的日子里，也有四处飘散的樱花花瓣。在深秋里，也有大片的杏林和红枫。夏日的梅雨也比不过广州的湿热，剩下的大部分光景都如同春天的适宜。只有在下雨的冬天，才感觉这个地方像北方的城市。但是，奇特的是，每次到了冬天，我的心却才会平静下来，觉得四周变的安稳。屋外的萧索显得屋内的一方空间格外的温和。
我想起了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。那时候的他听不得母亲提起他小时候踩着毛毛虫般的杨树花，因为这会让他联想到自己已经瘫痪的双腿。在美景对比下，更觉得自己被困于一隅。在来上海后第一个春节，我回到广州跟家中长辈讲述着自己的怨念。他们听着我絮絮叨叨，略过那些他们看起来的不是事的小事，脸上已有许多不耐烦。相比于那个年代，我所处的环境经很好了，这也值得怨念？不知情的还以为你是在换个方式秀优越感。“人的感受果然是没法共通的，为何成年人都学会了报喜不报忧”。那时的我得到了这样的感慨。
但经过后面这两年的时间，我才发现那不耐烦的劝诫后面还有作为过来人的真诚。鸡汤之所以成为鸡汤，对心理的慰藉还是有的。“初到一处，难免遇到挫折”。这是一句看起来极其轻巧的话，仿佛在说“因为挫折肯定是必然的，所以你理应受到挫折”，也仿佛在说“因为挫折是人人都有的，所以你的挫折也没有什么特殊，大家的痛苦是一样的”，又仿佛在说“挫折时客观存在的，问题只在你的主观想法有问题，痛苦是自找的，不应该怨天尤人”。“初到一处，难免遇到挫折”并不是这样的道理。这也是为什么从别人嘴里听到这句话时丝毫起不到作用，反而加重了人的痛苦。“挫折是必然会发生的，挫折是人人都有的，挫折时客观存在的”这都对，但是它推导不出“你理应受到挫折，你的挫折也没有什么特殊，你感觉到的挫折都是自己心理有问题”。人并非理应受挫折，人与人的挫折也会大不同，人遇到挫折时怨天尤人时也是自然生成的情绪。“初到一处，难免遇到挫折”是陈述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，“挫折是必然会发生的，挫折是人人都有的，挫折时客观存在的”，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个人人共有的问题，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问题。我们站在同一战线，如何面对挫折这个难题。
人生的经验并非是如何避免失败和挫折，而是如何面对挫折。而是，在满是不顺的生活里，如何面对环境，如何面对自我。生活的压力之余，走出去看看风景。学会暂时放下无可奈何之事，学会不让焦虑时时刻刻的填满内心。这也就是为何千古诗人为何选择了寓情于景，将一腔思绪寄托于山水。
所以，去那江南水乡里看一看吧。
昨晚半夜醒了以后睡不着，突然想起一首诗——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，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”。然后我想，以后如果有个儿子可以给他取个名字，就从这首诗里来。第一句取一个“润”字，后两句从皇都里可以取一个“城”字，就叫“润城”。我没有办法给一座城市命名，暂时只有给他取名的机会。有朝一日，他若可以，说不定也有机会给某座城市这样命名。这个名字里，“城”属土，“润”属水，土中有水，不缺生机。将来，我可以跟他讲，就算他身外无一物，还有“润城”这个名字。这个名字就是一座城，就算身无分文，亦不用感觉自己的平凡和渺小。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自带一座城池。